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走馬樓吳簡與王羲之楷書(圖)

2019年06月26日11:06 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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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廣成鄉勸農掾區光言條列軍吏父兄子弟狀處人名年紀為簿木牘 25.1×4.6cm

  原標題:走馬樓吳簡與王羲之楷書

  釋文:廣成鄉勸農掾區光言:被書,條列軍吏父兄子弟狀處、人名、年紀為簿。輒料核鄉界軍吏五人,父兄子弟合十七人。其四人老鈍、刑盲踵病,一人官限佃客,一人為禽狩所周煞,一人給郡吏,九人細小,一人給限佃客,下戶民代。隱核人名、年“紀”相應,無有遺脫。若后為他官所覺,光自坐。嘉禾四年八月廿六日,破莂保據。

  史籍中一般認為王羲之書法傳自衛夫人,有“咄咄逼人”、出藍之譽。《淳化閣帖》中有衛夫人一帖,米芾等人已辨其偽。南朝虞龢《論書表》里錄有兩則王羲之自述學書源流,云:“頃尋諸名書,鐘、張信為絕倫,其余不足存。”“吾書比之鐘、張,當抗行;張草猶當雁行。”這種說法為初唐孫過庭《書譜》所沿用。可見王羲之是以漢末魏晉時期的書法大家張芝和鐘繇為參照的。

  考古發掘表明,魏晉時期的官方碑版文字仍是以隸書為主的“銘石書”,楷書并未占據主導地位,是主要流行于日常書寫的“章程書”。傳世法帖中,王羲之楷書作品有《樂毅論》《東方朔畫像贊》《黃庭經》《曹娥碑》《遺教經》等,均為小楷;《樂毅》《畫贊》之外,其余書帖的真偽一直存在爭議。真正可靠的王羲之楷書,只有武周時期王羲之裔孫王方慶呈現給武則天的《王氏一門書翰》(又稱《萬歲通天帖》),現存唐代宮廷摹本,卷首王羲之《姨母帖》數行,是隸意濃厚的楷書;其次是經褚遂良鑒定收入唐內府的王羲之草書名作《十七帖》,其中夾有《青李來禽帖》兩行,楷書十五字,僅此而已。

  王羲之在楷書方面最重要的成就,即變鐘繇“長而逾制”“臨時從宜”的扁平古形,為結體挺拔、內擫直下的“今體”筆法,鐘繇楷書里魏晉隸書飛揚的翻挑筆勢,在羲之楷書中已經消失。這種提按分明、端莊修長的“今體”楷書,為南北朝時期至隋唐楷書的演變與定型奠定了基礎。

  長沙走馬樓吳簡主要以楷書寫成,特別是一些底層書吏書寫的《嘉禾吏民田家莂》和小木簡、竹簡(主要是戶口簡),有4萬余枚數百萬字,保存了現在能見到的魏晉楷書的最多數量與最高水平。其中大量的書跡,書寫于寬度不足1厘米的竹簡上,而筆法精美準確,修長勻稱,運筆痕跡清晰可辨,已經具備了王羲之楷書的基本形態,如《右都鄉入子弟米簡》《督軍糧都尉賬》《昌鄉潭就入種糧簡》等。由此也為我們探尋王羲之楷書的來源,在傳統文獻之外,提供了寶貴的實物參考素材。

  1908年,日本大谷探險隊于吐峪溝佛寺遺址發掘的西晉元康六年(296)三月十八日《諸佛要集經》,西晉竺法護譯,是目前發現有明確紀年的最早漢文佛教寫經。1915年《西域考古圖譜》著錄,現原件下落不明。2003至2006年在旅順博物館重新發現了《諸佛要集經》殘紙碎片。《諸佛要集經》的書法結體呈長方形,提按分明,隸書的筆意已經基本消除,與王羲之《東方朔畫像贊》書風酷似。經末題記記錄了此經的傳譯筆授過程。類似的過程參見南朝梁僧祐《出三藏集記》卷九:“元康六年七月七日。敦煌菩薩支法護手執胡經,經名《如來大哀》,口授聶承遠。道真正書晉言,以其年八月二十三日訖。護新自復校。當令大法光顯流布,其有覽者,疾得總持,暢譯妙法。”譯經“正書晉言”的時間,比王羲之穆帝永和九年(353)書《蘭亭集序》早了58年,與三國吳簡同為魏晉之際隸楷遞變的斷代標志,在書法史上意義重大。(張永強)

  來源:美術報 

(責任編輯:管理員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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